編者按：

華西村，位于江蘇江陰山鎮交界地帶。最初是個只有0.96平方公里的小地方。1961年建村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，華西村在幾代人的耕耘下，發生了從窮得叮當響到“中國第一村”的巨變。今天我們就走進華西，聽村里人說說發生在這里的故事——

向干癟的肚子和口袋宣戰

吳協恩，現任華西村黨委書記。他的父親吳仁寶，是華西村第一代黨委書記，也是成就了這個村莊的靈魂人物。吳仁寶2003年卸任，2013年去世，但在吳協恩和村民口中，吳仁寶這個名字總會被提起，大家仍然習慣稱他“老書記”。

1961年，華西村建村。這個村人口不多只有670個，但奈何可耕種的土地少的可憐，人均不到半畝。再加上地形的限制和基礎設施過于簡陋，村里的地不是旱就是澇，收成慘淡。貧困艱難的生活給當時年紀尚幼的吳協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“我60年代出生，記事兒以后還看到過，村里人有娶不到老婆的，還有住草房的。那個時候我們華西有不少人家到蘇州、浙江的嘉興去種地，還有的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打工，窮啊。”

當時，吳仁寶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爛攤子。

窮則思變，變則通。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路——向大自然宣戰。“賴是生來瘦硬渾不怕”的吳仁寶為華西村制定了第一個“十五年遠景規劃”。

吳仁寶和村民提前6年實現了夢想：他們硬是用肩膀挑出來一百多萬平方的土方，把高高低低的田地鋪平了；他們開挖河流，把彎曲的河道拉直了；他們還把12個分散的自然村集中到一個中心區域來，原來村莊所在的地方復墾變成了良田。

1969年，華西村的農業搞得紅紅火火，村里人也能吃飽飯了。不安分的吳仁寶又開始想，怎么讓老百姓的口袋鼓起來？

吳協恩說，老書記的想法還是要搞工業，無農不穩，但是無工不富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1970年，一個小小的五金廠在村子最西頭的一件民房里悄悄地開工了。這時候的吳仁寶和村民不會意識到，這個不成氣候的地下作坊將徹底改變華西村此后幾十年的命運。

辦廠是要冒很大風險的。“那個時候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，就是一旦發現那就出大事了。老書記就說，有責任我來擔，只要為老百姓的，我們干！”吳協恩回憶說。

年過70歲的朱林珍，是小五金廠初代員工。回憶起當年的情形，老人的言語中仍透著倔強：“要自力更生，不要問別人伸手。我們沒有別的想法，一天到晚就想著干活。像我們早上5點鐘去工廠，有的晚上9點才下班回家。那個時候的人不懂累、不講錢，在廠里就覺得自己是幸福的，風吹不著雨打不到，比在外面種地強。回過頭比較比較，現在的人真的是幸福。”

為了應付上頭的檢查，吳仁寶自有“妙計”。領導來檢查，小五金廠關閉，村民到地里干農活，搞得轟轟烈烈的，領導一看挺滿意。等領導走了，再把人叫到廠里面，加班加點把耽誤的時間趕出來。靠這樣的“打游擊”，小五金廠有驚無險地存在了8年，一直到1978年。

大膽的決定：地，不分了！

1978年，華西村人均收入達到220元，在全國已經是佼佼者。小五金廠當年的效益超過28萬元，全村的存款也超過100萬元。改革開放后，分田到戶在全國農村推行。

但在華西村，村民分田的熱情并不高。吳協恩解釋了其中的原因：“到1978年，我們已經幾個工廠了，很多村民都在工廠里了，不愿意種地了。”

吳仁寶研究完中央的文件，又到河北、河南等地考察了一番。回來后，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：地，不分了！吳協恩說，當時國家提出的是宜統則統，宜分則分，也是希望農村按照農村的實際去發展。老書記聽從了老百姓的意見，把村里的地承包給30個種田能手，富余勞力進工廠，到大忙季節，村民一起去幫忙。這樣一來解決好了兩者關系。

 

從此，華西村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，直奔工業化而去。

在已有的工業底子上，華西村繼續興辦了小織布廠、鋼板廠等十多個小型企業。1994年，全國大型鄉鎮企業江蘇華西集團有限公司成立。1996年，華西村實現了家家住別墅、戶戶開轎車，成為國內最富裕的村莊之一。

“關廠書記”壓力挺大

邁入新世紀后，華西村通過一分五統的方式，與過去幫帶的周邊20個村落整合成了大華西村，面積擴大到35平方公里。兩年后，時年39歲的吳協恩當選華西村黨委書記。

吳協恩上臺后二話不說，干的第一件事兒就是關閉工廠。

吳協恩這么做不是沒有理由的，當時制造業發達的長三角地區，已經出現了用工荒、土地成本大幅度提高、環境容量不夠等問題。對于以鋼鐵、紡織、化工產業為主導的華西來說，這些問題雖然沒有顯現但已經潛在。

說起這段經歷，吳協恩還自己打趣：“人家背后說我是當了書記干啥，就是關廠。” 但他并不后悔，“我當這個書記，我自己感覺到壓力挺大，壓力大在哪里，不是當下，大在明天怎么辦。因為華西本身是走在了前列，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也會比較早地去發現。”

大華西有三個化工廠，有化工廠就有污染。吳協恩第一個關的是大華西的化工廠，那個廠長當著面不敢說什么。吳協恩也不多說什么，只是把廠里的工人全部安排到集團其他單位去工作，不因關廠讓他們下崗失業。廠長呢，則調到集團公司，抓環保工作。吳協恩說：“對污染深有體會，他會抓得更好。這位廠長現在60多歲了，我都沒讓他退休。后來他跟我講，他曾找過老書記問能不能不關廠，說明當時他心里還是有想法。但他愿意跟我講這件事了，說明他已經想明白，想通了。”

就這樣，吳協恩在上任的10年時間里，一步二步逐步關了九家企業。

2004年到2013年間，華西村三個效益良好的軋鋼廠被陸續關停，將近500萬噸的軋鋼能力砍掉了100多萬。楊永昌，現任華西鋼鐵有限公司董事長，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，在他看來，關廠給他帶來的最大壓力是分流人員的就業問題。

楊永昌說：“2015年鋼鐵行業乃至全行業都不好，我壓力大得不得了。作為一把手，我也想采取措施，想減員，但書記說不能減，我們一定要考慮社會的穩定，我們一方擔當。我們大華西，一部分年齡比較大的、文化比較低的，如果說就業不解決的話，對他們一個家庭的生活影響是非常大的。有的夫妻兩個，比如45歲、50歲，還有小孩上高中、上大學，負擔蠻重的，畢竟農村。”

“當時我們不理解，這個軋鋼廠還在賺錢為什么關？以后不賺錢再關嘛。”楊永昌回憶說，但時間很快便給出了答案，2013-2015年全國的鋼鐵行業轉差，楊永昌的鋼鐵公司也受到打擊，楊永昌接著說，“但是，華西沒有遇到大的困難，什么原因？主要是轉型轉得早。那個時候鋼鐵板塊不太好，但是其他的板塊回報率比較高，效益比較好，取代了傳統產業。”

農業，讓位工業后再當主角

目前，華西集團涉足旅游、農產品、金融、海工海運、倉儲物流、礦業資源等多個領域。這些新興領域成了70、80后的天下。

2015年，曾經致力于工業化的華西村開辟出了千畝稻田，并把它交給了幾個80后的年輕人管理和耕種。

梅振華，現年38歲。本來是學鋼鐵冶金專業的，回到村里進了華西鋼廠，一干就是12年，2016年報名參加華西村職業農民的選拔，作為隊長和其他6名年輕人被送到日本，跟當地的農場主學習研修現代種植。

梅振華感慨說，“像我們這些80后，跟土地打交道很少很少了。一點基礎知識都沒有，更不要說去動手實踐了。”

就這樣，7個莊稼地里的門外漢開始摸索起了一個全新的領域。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似乎在意料之中，7個人甚至還因為一次無意的提前收工，差點被大發雷霆的老師攆回國。“第一年研修結束，我們進行一次考試，100分，動手能力是10分，90分的理論。我好象記得我考了38分還是多少分，反正最高分是45分。沒有一個人及格的。”

今年已是學習研修種水稻的第三個年頭，他們的千畝稻田一片生機勃勃，種出來的大米開始在比賽中嶄露頭角。7人小團隊也擴展到10個人。“我們這個團隊都是本科以上的，我們有研究生，有在日本留學回來的，有在新西蘭留學回來的，青年做這件事，能更好地接受現代化的理念，更好地操作農業機械，讓水稻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。” 梅振華說。

“外來客”到了華西村

不單單是本地年輕人有了施展拳腳的一片天地，慕名而來的外地年輕人也越來越多了。據華西集團的介紹，華西集團外來員工比例逐漸上升，企業高管中39%是外來的，中高層干部中59%是外來的，員工隊伍中超過92%是外來的。

何葦，華西村接待辦一線接待員，貴州人，到華西村工作18年。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，下至各地慕名而來的普通游客，她年接待游客10萬人。

何葦告訴記者，她原來在老家是國家公務員，到華西村來學習掛職鍛煉，學習期滿選擇留下來沒有回去。

何葦說，“華西村有自己的魅力，那時候老書記還在，我和他非常熟悉，在他身邊工作，我覺得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東西是值得我學習，而是我稀缺的。用現在的話講叫正能量。我覺得特別好，積極、陽光、向上，而且華西村的經濟發展確實非常吸引我，所以我毅然決然地留在了這個地方。”

結語：

對于未來，華西村有著明確的目標，今后五年要成為“農村都市”，既要有都市品質，又不失農村特色；更遠的是要追求優秀的“百年企業”和幸福的“百年村莊”。

50多年前的華西村面積不過0.96平方公里，僅相當于我國國土面積的千萬分之一，就像水滴之于大海，體積微乎其微。但這滴水并不普通。在一代一代華西村人窮盡一生的奮斗和苦心經營下，它成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鮮活樣本，其中蘊含了無限的生機。創業難，守業更是不易。數十年走過的路并不一帆風順，當前華西村也面臨轉型升級。華西村沒有忘記探索，沒有停止改革，他們一直堅定地走在路上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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